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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Meta Platforms Inc.（原Facebook）以超20亿美元收购新加坡AI初创公司Manus的交易，不仅改写了全球代理式AI的竞争格局，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国内AI企业出海征程中的机遇与荆棘。这家由中国创始人2022年在北京创立、原名“蝶链科技”的企业，2025年6月宣布将总部迁至新加坡后，随即启动了大规模国内团队裁撤——120人的北京、武汉团队最终仅保留40名核心研发人员迁往新加坡，其余80余人被优化裁减，武汉办公场地很快清空，仅剩三四名非业务岗留守人员打理善后。这种“清空国内团队、切割本土关联”的操作，并非孤例，而是国内不少出海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无奈缩影。作为产业观察者，我们既看到全球AI技术迭代的浪潮，更能体会国内企业怀揣技术实力却被迫“断臂求生”的焦灼与坚持。

　　对国内企业而言，这一趋势既是压力也是机会。一方面，OpenAI已推出Operator、微软在Copilot生态大力推广代理概念，巨头们围绕代理框架、工具集的布局已先行一步，国内企业在“模型-代理-工具-应用”全栈能力的构建上仍有差距；另一方面，国内企业在生成式AI领域积累的技术基础、庞大的本土应用场景验证经验，为其向代理式AI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。不少国内企业已在垂直场景中探索任务执行类AI应用，只是缺乏规模化的国际市场验证，而Manus的成功则证明，能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“执行层”技术，正是全球资本与市场追逐的焦点。

　　Manus的裁员南迁，直接源于其硅谷投资方Benchmark的压力——美国2024年出台的《AI投资限制行政命令》要求，美国资本流向境外AI领域需接受严格审查，Benchmark的7500万美元融资因此被卡在美国财政部审查流程中。投资方明确要求Manus迁离中国以规避风险，这才有了国内团队的大规模裁撤。对国内企业而言，这种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，让纯粹的技术竞争被裹挟进战略博弈，不少企业在海外拓展时需时刻应对“无预警式”的监管变化，甚至面临因“中国背景”被直接排除在合作之外的情况。

　　Manus的技术严重依赖Claude的API（该API未对中国开放），且需要英伟达H100等顶级芯片支撑迭代，而这些资源在国内均无法合法获取。迁往新加坡后，企业得以自由采购顶尖芯片，这也成为其裁撤国内团队、聚焦海外的关键动因。这一细节戳中了国内企业的痛点——即便算法能力不输国际同行，缺乏自主可控的高端硬件与底层软件栈，仍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。不少国内AI企业曾坦言，技术研发的最大瓶颈并非算法优化，而是“买不到能用的顶尖芯片”，这种供应链限制直接削弱了其国际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Manus的裁员与业务收缩，也暗藏合规考量。其产品每月199美元的高价订阅模式，与国内用户付费习惯脱节，且中文版本开发因合规要求迟迟难以推进，最终选择搁浅。这种双重合规压力，让企业陷入“两头受气”的困境：产品上线前需反复核对不同市场的法规要求，数据跨境需层层审批，不仅拖慢了市场推进速度，更显著增加了运营成本。对中小型国内企业而言，高昂的合规成本甚至成为出海的“拦路虎”，不少企业因难以承担多市场合规投入而放弃拓展计划。

　　Manus的裁员与“去中国化”操作，本质是为了切割与中国背景的关联——Meta收购后第一时间强调“剥离所有中国所有权”，正是为了打消海外市场对数据安全的顾虑。这些操作背后，是国内出海企业普遍面临的信任难题——即便技术参数达标、服务体验过硬，仍需花费数倍于竞争对手的精力，去证明产品的数据安全与合规性。不少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时，曾遭遇“仅因中国背景就被客户拒绝合作”的情况，这种品牌信任赤字成为出海路上的无形壁垒。

　　Manus的裁员过程中，不少员工感受到了“从风口到润走”的失落感——7月的裁员通知来得突然，团队没有正式告别，被裁员工拿到N+3或2N的补偿后仓促离场，核心研发则面临跨文化迁移的适应压力。其新加坡办公室给出的薪资是国内同岗位的2-3倍，即便如此，跨地域迁移仍带来不少人才流失。对多数深耕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，这种全球化运营能力正是短板——擅长服务国内用户，却未必能精准把握海外市场需求；能管好本土团队，却未必能化解跨文化协作的沟通障碍。